平庸法國電影觀賞記之Cessez-le-feu


上周一TV5Monde放映的Cessez-le-feu(2016)又是由Celine Sallette主演,難道此君在當今法國影壇十分活躍,還是電視頻道的人員對她情有獨種?

 

片如其名,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甲復員的士兵,內心平得和平,猶如只是中途停火一般。男主角兩兄弟,弟弟Marcel拒絶說話猶如啞巴。兄長George則四處混水漠魚發戰爭財,即使大戰結束了,但卻到非洲向土著兜售防毒面罩,騙得土著以部落面具交換,然後轉售法國收藏家圖利;又或當掃雷管工。總之,但凡大戰餘下的發財機會都不放過。

 

電影的主旨明確,但卻未畫龍點不了睛。士兵飽受戰爭後遺症的情況,未能帶出來。這跟美國的《美國狙擊手》,甚至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比較,猶遜一籌。不過,法國片嘛,即使是失語的退伍軍人,也懂得拉小提琴。

Celine Sallette飾演獨立硬淨的手語醫師,再次展現獨立剛強一面,敢愛敢恨,戲份雖少但表現不俗。不知何解,望着她竟想起了香港的宣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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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法國電影觀賞記之 Corporate


上周一法語頻道的午夜場繼續選映法國電影。這次播映的是 “Corporate"(2017),依年份看可還是很新呢。故事主線是女主角被大企業聘請為人事部主管,首作就是要把企業內的年長經理「請走」(例如將要照顧老人痴呆症母親的員工調到無雷公咁遠的支部)。怎料其中一人獲告知惡耗後跳樓身亡,女主角備受良心讉責更有機會要成為代罪羔羊揹起整個黑鍋。

 

觀看時忍不住想,如果是荷理活或日本人處理同樣題材,會變成怎麼樣? 登時想起米高德格拉斯和狄美摩亞主演的《叛逆性騷擾》,即是會把電影當成懸疑驚片拍攝,連配樂也要如誰是兇手那樣。

 

日本呢,可能又是最終讓劇中的英雄人物站出來,給眾人一頓訓戒。

 

這齣法國片的導演沒有採取以上兩種手法。起承轉合,頗為平淡,也沒有什麼作者印記。平庸之作,集中在女主角的心路歷程。最初女主角是心高氣傲的,出了人命後還振振有詞道自己只是執行職務而矣,隨着事件的推演和感到高層將所有責任推在她頭上,心中防線逐漸在檿力下瓦解,繼而自省,揭發高層並承擔自身責任。

 

電影的重點放在個人的自省上。沒有耐性看到最後十五分鐘的可能早已被平淡的節奏嚇跑了,不會代入反省企業欺壓員工的主旨。似乎導演刻意去除驚嚇的元素,就連片中疑似勇武的員工,也只是派派傳單,女主角只是疑心生暗鬼以為有人擄劫兒子,一場虛驚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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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ne Sallette

飾演女主角的Celine Sallette並不美,但清秀而有一臉傲氣。法國電影的女主角不一定像艾曼扭琵雅、嘉芙蓮丹露、伊莎貝艾珍妮、蘇菲瑪素等洋娃娃美女,也可以如《墜落花》、《巴黎野玫瑰》、《隔牆花》或《曠夫怨婦》等一眾性格鮮明的揚眉女子。這點,恐怕其他國家未必有同樣的膽色起用這類演員了。

平庸法國電影觀賞記之Venise sous la neige


平常接觸法國電影,多從電影節或旨望發行商引進的電影。不過,那些真的代表法國電影嗎?還是只符合知識份子口味或電影節觀賞標準的電影?幸好,還有收費電視台提供的法語頻道提供另一種選擇。

 

以上周一放映的 “Venise sous la neige” (2016) 為例,是一齣輕喜劇。故事一字咁淺,劇作家Christophe (Olivier Sitruk 飾演)苦無資金開劇,女朋友Patricia (Juliette Arnaud 飾演)又疑神疑鬼以為他去滾,正在內外交困之際,得知舊同學(Arthur Jugnot 飾演)接收家族基金,有意贊助舞台劇,立即撲過去遊說投資新劇。怎料女友同行卻口黑面黑不發一語,即將新婚的舊同學和未婚妻(Elode Fontan 飾演)誤以為她是東歐難民,結果鬧出不少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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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這是商業片。法式喜劇,始終隔了一層言語隔閡,難以欣賞英式幽默語帶相關的啜核抵死,也不像香港和日本的瘋狂搞笑,但也不失趣味。例如當男主角開始吹噓其新劇時,舊同學的姨母(家族基金舊負責人)笑說劇作家總是說同一套話呃投資。

 

當然,電影還是很法國的。主角是舞台劇劇作家,舊同學住的地方(亦是故事主場景)是鄉郊別墅。香檳、紅酒、法國大餐是少不了。最後,還把故事回歸劇場,片名就是結局中舞台劇的劇目,相信這故事應源自舞台劇吧。

 

幸好法語頻道逢周日周一的凌晨時份,都放映配有英語字幕的法國電影,可讓香港人拓闊眼界。

大球場、高球場、小輪車場


轉載:https://bit.ly/2Jj1HUk

 

還記得2013年大球場的「殺人球場」事件嗎?還記得葵涌醉酒灣國際小輪車場因欠缺資金維修而關閉的事件嗎?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展開諮詢的今天,恐怕社會已遺忘以上兩個個案。在政客和左翼傳媒人被懲罰權貴呼聲弄得殺紅了眼的當下,已沒有多少空間,檢討公私營體育場所的優劣,及適度改革的可能。

 

自殖民地政府以來,政府透過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供民間團體經營各種社福、教育和體育場所的例子,比比皆視。建造商會在天后的學校,以及近日再成為社會關注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就是例子。

 

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而言,當年有此政策,可能與殖民地政府於開埠初年財力匱乏,或二次大戰後百廢待舉有關。當時政府的庫房不如今天那麼豐厚,自然不會撥出公帑,支援各種各樣的服務。部份團體(當中不少是以外藉人士為主的團體)既然願意自負盈虧經營場地,殖民地政府自然也落得做過順水人情,以私人遊樂場契約模式,廉價批出荒地,讓民間團體自生自滅,若他們經營有道,也可省卻政府對小眾體育(多屬少數族群喜愛的體育活動),諸如木球、欖球、草地滾球、曲棍球、高爾夫球、帆船競技等的承擔。

 

體育設施的經營開支可以很大,如經營高球場可以是每年超過一億元的開支,入不敷支是很有可能的事。為了達到收支平衡,不少透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經營的私人體育會,就以私人俱樂部形式經營。如遇上擴建或大規模維修等情況,這些多以非牟利公司形式註冊的私人體育會,甚至更要以債權證模式發債集資,亦即大眾理解的售賣公司會籍。

 

若不以私人俱樂部經營,少眾體育活動場地,例如國際小輪車場,就很難經營。直至近日,仍在葵興地鐵站外掛橫額高調關注小輪車場命運的民主黨尹兆堅議員,知不知道最有效讓小輪車場得以營運的方式,就是如粉嶺高球場那樣,以私人俱樂部模式經營呢?或許,尹會如其黨友許智峰議員所主張,應由政府全力資助,但公營化又是否無懈可擊呢?

 

這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思維,以為把一切公營化問題就能解決。不幸地,傳媒中不少記者也亳無批判性地盲信這一套。

 

現實是,無論殖民地時代,或政權移交後的歷任特首,均不曾承擔對小眾體育的支持,更不要說撥出公帑經營體育場地。無論殖民地時代,或特區時代,歷屆政府對小眾體育運動的原則只有兩個字,就是:「卸責」!

 

除非是廣受歡迎的大眾體育活動,政府在政治壓力下避無可避,才會以公營的方式支持和營運,政府大球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過,公營體育場地的經營往往出現管理質素低的問題,2013年大球場「殺人球場」成為貽笑國際的事件,就是深刻的教訓。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官僚怠惰有關,官僚的收入和升遷跟服務無關,自然不會用心於改善質素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場地是公營的,必須公平開放給社會各界人士使用,這難免令使用率高企。高使用率下,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現會令場地保養不善。

 

相反,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經營的體育設施,由於依賴會員以真金白銀方式支付會費或賺買會籍,經營者就要致力維護場地質素,甚至提供相關的服務,例如餐飲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要,因而令體育場地的質素較公營場地高。這種商業營運的模式,說穿了就是以只限會員方可進入的會藉及其相關的服務所得的收入,補貼體育的開支。由於私人會所對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投資銀行家和小商人等小資產階級甚具吸引力,因而有市有價。能夠提供優質服務而會藉供應又有限的私人體育會,會藉的二手市場價格更被炒賣得火紅火熱,令社會為之側目。

 

私人俱樂部模式,雖在經營上成功,但日子久了卻衍生出偏離體育宗旨的問題。這種跡近商業模式的運作,也就出現了客戶至上的問題,即使私人體育會多以非牟利公司形式註冊,也出現為了滿足客戶需求和催谷營業額習氣,因而出現各種各樣荒腔走板的服務,如個別私育會增設麻雀房、美容房、舉辦婚宴服務等,難免令社會質疑他們掛羊頭賣狗肉。

 

政府作為監管者,理應在私人體育會的經營和監管之間做好平衡。奈何數十年來,只有1969年和1979年曾作過政策檢討,而且自麥理浩政府以降,還傾向默許私人體育會變成上流社會交際場地,對開放給公眾,也是採取得過且過的態度。

 

即使在最近的諮詢文件,政府還是拒絕讓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的場地,公開開放給市民以個人身份使用,而必須以團體名義申請才能使用,理由是要顧及私隱。

 

這簡直是荒謬的遁詞,如果在私隱與開放之間求取平衡,那大可指定一周某一天,例如星期三,為公眾開放日,讓公眾可以個人身份訂用場地,而私人體育會的會員如有私隱顧慮,也可在那一天知所避忌。兩者就可楚可漢界分得清清楚楚。

 

這次政策檢討,本是一個撥亂反正,可再平衡發展少眾體育和開放場地供公眾使用需要的契機。可惜,在政府卸責、政客仇富、私人體育會越趨商業化的情景下,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策檢討,注定變成四不像,而最終的輸家,肯定是熱愛少眾運動的體育愛好者。

Big little lies — 一個懸念勾起一季劇


由多位美艷中女明星坐陣的美劇 “Big little lies",是一齣以生活富足美國中產已婚婦人的戲劇。幾位女角各自擔起幾條主線,包括單親母親的問題、家暴問題,以及面對前夫和子女青春期問題。無錯,並不是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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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雖如家常便飯,但編導卻以一宗兇殺案為引子,然後忍到最後一集才揭曉答案。就是依靠這個懸念,帶出各位主角的故事,也吊吊觀眾的胃口,引發追看的意慾。

 

這手法在 “Desperate Housewives" 已見過,更早的可追溯至經典美國電影《大國民》。那是以報業大亨之死,帶出他一生的故事。

觀賞尚盧高達作品的迷惘


電影節選映尚盧高達的舊作 “Grandeur et decadence d’un petit commerce de cinem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mall Film Company"/ 《小小電影公司興亡史》)。某些法國電影時,總是給人茫茫然的感覺,不知是文化隔閡、對音樂不認識,還是語言障礙,無論是劇情的推演,抑或是情感的和應,總是像隔了一重山似的。杜魯福還好一點,尚盧·高達總是逼得你不斷思考卻又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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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會堂時,已忘記導演是誰和為何選看此片,這是在電影節看多了戲的後遺症,但錯又錯着地不帶任何包袱入場,讓觀影的感覺還原至最原始的狀態。尚盧高達應該是選看此片的原因吧,因為曾自訂規矩,尚盧·高達和布烈遜的作品,只會在戲院看,絶不在電影、電腦或其他平台看。

 

在92分鐘的放映裏,除了最後15分鐘,其餘時間都是煎熬。扮演導演的尚彼亞·里奧總是失驚無神地發怒大叫、演員排着隊試鏡但每人只唸出一句對白、會計員不斷計數出粮﹒﹒﹒﹒﹒﹒。起承轉合的套路在此完全沒有用,亦不是意識流的技法。有段時間,悶得發慌,竟思疑那批試鏡演員象徵一秒廿四格菲林的每一格,於是數着排隊演員的人數是否有廿四人。

 

到了結尾,諷刺的節奏才密集起來。尚盧·高達不改本色,對電影和電視盡情嘲弄,連希治閣也不放過。

 

事後溫書,於在明白導演借電視台致敬Film Noir來說其故事。戲中的凶殺案是發生了,但喪生的是一個電影公司或電影人的電影夢,而不是一個人。

 

有資深影評人曾說,高達晚期像一個失控的天才。他是否失控就見仁見智,但某些電影真的要看到最後,還要事後補課,方能掃除部份迷惘。

希特拉的荷理活 — 戈培爾的糖衣惡夢工場


WWII後為免納粹死灰復燃,希特拉掌權後的德國電影一直是禁忌。對於這個時代的德國電影和演藝的印像也只有一片朦朧迷霧。R.W. Fassbinder的《莉莉瑪蓮》,塔倫天奴的《希魔撞正殺人狂》只是輕輕帶過;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或近年的《Iron Sky 鐵幕蒼穹》則是惡搞有餘,認真便輸了。難道這時期約一千部電影作品,就只有《意志的勝利》等政治宣傳片?

 

Rüdiger Suchsland 的紀錄片 《Hilter’s Hollywood》 (港譯:《希特拉的荷理活》)試圖疏理這段電影史上的空白。戰後七十二年,終於可以有人回望這段時光。

 

其實,若稱呼這時期的德國電影工業為希特拉的荷理活,倒不如稱之為戈培爾的夢工場更貼切。戈培爾掌握納粹德國的政治宣傳,而電影就被視為其利器之一,每一齣電影的劇本都要由他審批,而最終是否放映,或在那些區域放映,戈培爾亦操生殺之大權。

 

紀錄片自不會放過一系列臭名遠播的納粹政治宣傳電影,例如Leni Riefenstahl把希特拉捧為政治巨人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反猶古裝片《Jew Suss》 (猶太人蘇斯),美化希特拉少年團兼貶損共產主義者的青春片《Hilterjunge Quex》 (1933)。這些政治宣傳片,若不是含有貶損詆譭猶太人的訊息,就是在片中強調集團主義(壓抑個人主義),透過展示制服、團隊、步操等畫面,軟銷納粹。對死敵當然亳不留情,例如電影中被英國佔領的地區,民眾都被送往集中營。

 

Suchsland又強調,納粹時期的電影強調死亡,甚至美化死亡與犠牲。這點有些保留,因為古今中外的電影,大都離不開生離死別。此點要再斟酌。

 

在政治宣傳的主旋律下,亦有電影人試圖抵抗。例如曾執導默片《潘朶拉的盒子》(1929)的G.W. Pabst,就中世紀古裝片《Paracelsus (1943)》借古諷今。片中一段一人瘋舞,引起群眾著魔般模仿追隨,就是諷刺納粹。主角Paracelsus作為片中唯一的理性代表,不單要忍受眾人皆瘋他獨醒的孤立,還要持劍與手執鐮刀的死神格劍。這一幕,叫人想起經典《第七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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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e Werner 在 Große Freiheit Nr. 7 的面孔副現代感,有些似慧雲李

從1933年至1945年間,一千多部電影作品,除了隨處可見的政治宣傳外,也有很多地方可談。紀錄片除了如數家珍地介紹了這時期的電影男女明星,諸如Ferdinard Marian, Hans Albers, Kristina Söderbaum, Zarah Leander, 還有Ilse Werner。紀錄片又簡述了若干類型片如二戰爆發後興起的「Big Man(大丈夫)」類型片,「Holiday(旅行)」類型片,前者歌頌男性大人物,後者則為了照顧戰爭期間戰事後方的女性觀眾,而以丈夫外遊作主題。同時,又不忘提到那時期德國版的福爾摩斯偵探片(《Der Mann, der Sherlock Holmes war》 (1937)), 德國版沙漠雄,納粹期間唯一的科幻片《Gold》 (1934)(女主角還找來默片《大都會》的女主角有聲演出呢),還有德國片鐵達尼號(《Titanic》 (1943))。諷刺的是,這齣將鐵達尼號沉沒歸究於英國人和猶太人的電影,因完成時時值史大林格勒戰役大敗,電影在德國本土禁映,只准在佔領區放映。

(Zarah Leander 的演唱,猶如莉莉瑪蓮的原型。)

 

紀錄片走馬看花式地介紹這時期的德國電影,委實看得人眼花撩亂。面對蜻蜓點水式敍述,而當中的電影十居其九都沒有看過(只曾看過《意志的勝利》),也難以判斷紀錄片的論述是否如實客觀。表面看,有笑片有歌舞片有戰爭片有彩色片,製作水平不下於荷理活,也側面說明了戈培爾要帶領歐洲影壇與美國爭輝。那是戈培爾的夢工場,一個充滿糖衣包裝卻處處展示納粹訊息的惡夢工場。

 

(Paracelsus — 死亡之舞)

對於華人來說,又有多少人有興趣?有多少篇評論文章提及? 還是看看英文吧:

 ‘Hilter’s Hollywood’, By Thomas Doherty

Hilter’s Hollywood – German Cinema in the Age of Propaganda 1933 –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