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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之前歷任民航處處長


  1. 摩士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1947年11月8日)
  2. 韋廉士 Muspratt Williams (資料來源:工商日報,1952年12月8日)
  3. 馬壁連(資料來源:華僑日報,1959年9月22日)
  4. 譚信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1967年1月16日)
  5. 鄧寧 (資料來源:大公報,1973年4月28日)
  6. 紀業(資料來源:工商日報,1979年1月26日)
  7. 霍比(資料來源:工商日報,1984年1月28日)
  8. 樂鞏南(資料來源:大公報,1989年5月24日)
  9. 施高理 Richard Siegel

透明度不足的票站調查


新一屆立法會已開鑼,而選舉的爭議亦逐漸遠離傳媒和公眾的注視,惟選舉制度的不足之處不宜輕輕放下,當中票站調查一環尚有不少改善空間。

 

票站調查在香港雖已進行多年,但自2004年(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起,不少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被質疑其進行調查的動機,藉票站調查暗中進行配票之說,獲為數不少的市民深信不疑。

 

事實上,近四屆不少活躍於票站調查的機構,多是名不經傳者,而在票站調查以外,也鮮見這些機構有其他學術研究的工作,加上個別機構的成員與政治組織藕斷絲連的關係,難免令人起疑。

 

個別機構更往往派出人多勢眾成百上千的調查員團隊。按維基百科的資料,部份調查機構,派出過千人的調查團隊,覆蓋超過200個至接近300個的票站,其規模之大令人咋舌,難免令人聯想到與選舉配票有關。

 

在學術自由的旗幟下,選舉事務處現時只能以確認書的模式,規範進行票站調查的申請者,簽字確認不會在選舉結束前透露調查結果給候選人及其助選團,並承諾參與票站調查者不涉及候選人的政團云云。雖然製造虛假文書是具阻嚇力的刑事罪行,但如有人犯禁,始終有舉證困難之憂,難以讓公眾安心。

 

資金來源往往是追查各種不正勾當的不二法門。目前,選舉事務處並沒有要求票站調查申請人,公布其贊助人或資助者的身份,也沒有要求披露其調查所涉及的開支,這實在是現行制度的重大缺失。

 

當有機構願意派出過千人的團隊和覆蓋過百個票站進行票站調查時,所涉及龐大的人力物力,公眾有知情權了解是什麼人在背後資助票站調查的活動,也有權要求公開票站調查的開支,正如公開選舉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一樣。

 

如果票站調查真的純粹是學術研究的話,實在沒有理據對資金來源避而不談。外國不少票站調查都是得到傳媒贊助,傳媒以求在即時新聞中搶先報導,相信香港也會有這樣的例子,但也不足以構成不披露資金來源的障礙,除非幕後金主不見得光,那就另作別論了。

 

今屆票站調機構之一的《成報》,在9月4日於其報章A09版刊登了全版廣告,詳細列出其進行票站調查的301個票站名單,並公布派出了約150名調查員進行調查。辜勿論該報今次調查背後的動機為何,該報主動發布票站名單及調查人員總數卻值得一讚,有助公眾更了解調查涉及的人力物力。

 

固然,現時選舉事務處也會刊出各個機構在各個票站的調查員名單,但由於個別機構實在派出太多調查員和覆蓋太多票站,令公眾難以掌握各個票站調查機構所部署的人力資源,令監督票站調查機構的工作倍添難度。

 

從資金來源和人力部署方面,增加透明度,可讓公眾更加了解票站調查的運作。把一切都置在陽光下,才能解開疑慮,令社會對選舉制度重建信心。

民主回歸:20世紀的想像,21世紀的困局


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新世代普遍質疑民主運動過去三十年的主流──民主回歸路線。不少評論均檢視了匯點和民主黨等泛民主派組織意識形態上的由來,卻忽略了從中國與國際形勢的丕變角度以審視之。尤其是踏入21世紀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事件,對中港之間博奕的影響。

概乎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出現前途問題之初,主流民意並不是主張民主回歸的,而最後民主回歸路線在各種意見中漸成主流,主要還是客觀形勢上的產物,多於個人主觀願望的推動。

猶記得當年不是沒有人提過獨立或英國不歸還香港九龍等主張,甚至有人想像界限街會如柏林那樣,會築起一面圍牆分隔自由與共產世界。不過,隨着中英談判推展,中共收回香港已難逆轉,而英國政府亦旨在盤算如何體面地光榮徹退而矣。在國際上缺乏支援下,獨立根本無從說起,回歸成為難以逃避的命運。

同時,港英政府在香港緩慢地推動代議政制,讓香港活躍於民間壓力團體的恴見領袖,開拓出一條從政之路。民主拒共,成為現實環境下一條可行之路。客觀形勢上,中港強弱懸殊,而香港又沒有武裝力量,只能在鬥而不破的格局下偏安求存。另外,中共當時仍是由胡耀邦、趙紫陽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當家的美好時光,讓人有一種開明的感覺。民主回歸路線,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漸漸壓倒其他主張,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

胡耀邦失勢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雖然令民主派清楚明白中共是香港民主化的最大障礙,但六四事件觸發同年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權解體,令不少人抱有樂觀想像,以為中共氣數亦將盡,一切等到鄧小平等八老過身,即可中港同步民主化。

不過,中共在蘇東坡共黨政權解體後,為防自己成為下一個被推翻的政權,轉變了統治手法,一言以蔽之,消滅一切於萌芽之中,以更大的高壓,把國內的民主抗爭消滅於未成形的階段,直至現在也是如此。王丹、魏京生、陳光誠被放逐;劉曉波、高智晟、許志永被囚;連不碰政治只為毒奶粉申冤的趙連海也被定性尋釁滋事而抓下;對香港,則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警告並區隔香港的民主思潮。

在1997年的前後,國際上的客觀形勢,仍是對中共不利的,如在美國的最優惠貿易國地位和中國入世等題目,就在90年代糾纏了多年。「韜光養晦,絶不當頭」,成為中共外交的主旋律。直至喬治布殊當上總統,中美關係仍然僵持,2001年春的中美軍機碰撞事件,就具體反映了中美之間外馳內張的角力。

本來,隨着入世帶動中產階級的冒起和國際(主要是美國)的壓力,民主派想像民主回歸可以成事,也不是完全天真的。可惜,九一一恐襲的發生,令美國的假想敵在一夜之間,從中國轉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慢無休止的反恐戰爭,令中國變成團結對像,而中共也得以在之後十多年得到最大的空間急促發展經濟,暴發戶式的土豪大增,和平崛起,大國外交取代了鄧小平時代的外交訓政,而大陸人也信心膨脹起來,2008年北京奧運後更變成不可一世的強國人,而不如香港民主派在上世紀的想像般,如20世紀末東亞其他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那樣,出現由中產階級帶動的民主革命。(這是十分不幸的發展,其中一個原因是引導社會走向善良的維權律師和公共知識份子卻從未間斷地被抓被囚,神州大地上失去良知的呼喚,只餘下逞強稱霸的強國狼嘄鬼號。)

同時,普京在俄羅斯崛起,打着復興俄國的旗幟,鑽美國反恐下的空間,一方面重振經濟和軍備,一方面無情專政,對外又以凍結衝突等手段應對周邊地區挑戰。看似與香港風馬牛不相及,但卻在後來影響着大陸的毛左,成為現今中南海的參考對像。

在這十多年間,香港雖在2003年發生七一遊行,令中共對港政策帶來轉變,但在國際壓力大減的時代背景下,胡錦濤、溫家寶和曾慶紅等中共第四代領導,硬的更硬,軟的更軟,對香港轉採有所作為方針,一方面「查找不足」撤換董建華起用曾蔭權令民憤降溫(這也有江去胡來更換人馬的可能),另一方面加緊培育親共勢力在各級選舉的力量,無論從量和質都進行調整,出現了曾慶紅訓示「內強素質,外樹形像」的一幕,從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多方面微觀操控,最終在2007及2008年的選舉中收到效果。

現在回看,胡溫時代算是對港政策相對靈活的時期,曾蔭權於2005年和2010年提出的政改方案,諷刺地已是1997年以來官方「最民主」的方案,而最後胡溫體制竟也接納了普選時間表和超級區議會方案,可真的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當然,歷史最終證明這一切只是鏡花水月,隨着人去茶涼,中共的專政本質又再發作。

成功逃過薄熙來、周永康等人逆襲的習近平,終於在2012年登上大位。不過,國策並沒有因此而走出毛左的方向,在紅衛兵的一代全面掌政後「七不講」,反而變得比薄熙來更薄熙來。同時,美國內困於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經濟泥沼之中,對外既要殺拉登,打散阿蓋達,復又窮於應對中東的亂局,直至近年才能執行亞太再平衡的外交大戰略。

對內享受着六十多年來經濟上的頂峰,對外美日等對手又自顧不暇,中共自然不會將香港的泛民主派放在眼內,民主回歸的進路迎來了一堵高牆。

泛民主派呢?仍在以20世紀末的想像,等待中共的開明派得勢、等待大陸的中產階級革命、等待中共政權的大變,但21世紀的國內和國際形勢發展,卻不從對民主回歸有利的方向走。

反叛中產力抗赤色動員令


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是自1997年政權移交以來最高的,比2003年還要高。傳統智慧一直相信,高投票率有利民主派,但這次出現超高投票率,但民主派多名大將敗陣,連葵涌這個傳統票倉也遇到重大挫敗,難道民心出現逆轉,傳統智慧亦失效?

 

仔細一看,雖然局部地區失利,但被傳媒冠以「傘兵」的政治新鮮人,卻在8個選區成功搶得選席。有趣的是,這8位搶灘成功的傘兵,其選區是太古、大坑、紅磡黃埔、沙田美松苑、壹號雲頂、河畔花圍、富豪花園、大埔太湖花園等地,多屬中產社區,甚至在漁灣選區,也有居屋樂軒臺。唯一例外是樂華北邨(樂華北的情況實在需要各方更仔細研究,或許可從中推敲出公屋區勝選方略)。

 

同時,公民黨今次不但成功守住康怡、康山這橋頭堡,而且還在美孚中、麗晶、北角丹拿多添議席。無獨有偶的是,幾個新增加的議席,都是中產社區。

 

不少論者忽略的是馬鞍山的戰况。這裏一直是泛民久攻不下的區域,但這一次,錦英、錦濤、頌安、富龍、烏溪沙均成功打下來。錦英苑、雅景臺、富輝花園、迎濤灣、錦豐苑、聽濤雅苑、天與海、富寶花園、錦龍苑、雅典居、銀湖・天峰所在的夾心階層和中產階級社區全落入民主派的手中。即使鞍泰失利,但連同原有的鄭則文和麥潤培,馬鞍山由一片紅土變成綠地。

 

馬鞍山由紅土變綠地,是極具戰略意義的一役。未來,馬鞍山可能會成為民主派新的堡壘,與在沙田大敗新民黨的新民主同盟,互為犄角。4年後,若遇上民意逆轉,也不會那麼容易被連根拔起。相反8兵今次成功突圍的傘兵,只是零零碎碎地散落在各個角落,4年後可否頂住反撲,就很難說了。

 

如無記錯,李柱銘在2003年好像說過,投票率高反映了市民對政府施政不滿,放諸全世界均是如此。初步從以上選舉結果來看,李氏當年的說法沒有錯,這次高投票率在中產社區直接促使親建制的候選人落敗。

 

葉國謙賽後感言,說他們面對着一場海嘯。那也沒有錯,這次的確是一場對現實政治不滿,民心思變的民意海嘯,首先發洩在建制派身上,其次是發洩在多名在政圈打滾多年的政治人物身上。

 

不過,公屋區的情況則有異。北葵涌已經說了,4條鉛水屋邨中有3條落敗。啟德南北還要是大比數慘敗。另外,泛民在部份焦點大型中產屋苑也見失利,如海怡東西兩區和東涌北等等。

 

無暇就這些社區逐一細緻分析比較其選區人口、選民人口和投票率變化,以尋找更準確的答案,但大膽提出一個推論:海怡半島等地的賽果,或許與超乎想像的組織動員有關,令人懷疑背後有國家機器的有形之手在操盤。

 

此等操作,姑且稱之為「赤色動員令」。

 

從大白田和逸東邨南這兩區投票率的差異看,如果投票率只是跟隨整體投票率攀升,那可能只屬自然情況,但如果投票率的升幅超乎常理地抽高,例如突然較過往升高10%或以上,那麼事情可能有點怪異。(2011年山頂選區,投票率就由2007年的36%升至46%。)若然在選民人口方面,也有出現突然大比例上升的情況,那麼可能可以推論,有某種勢力透過開拓票源、組織和動員鐵票等方式,以便合法地爭取有利自己一方的選舉結果。

 

因此,如果候選人發現選前選民人數大幅離奇地增長,或在選舉日選區的投票率超乎想像地高,例如比起過去區內選舉高出10%,又高於全港投票率和十八區分區的投票率的話,那就可能顯示「赤色動員令」已在運作了。

 

這種赤色動員令下的催票動員,看似是無堅不催。不過,其缺點是此策略要成功,需要長時間大量資源投放,難免有點「笨重」,而且將焦點集中在重要目標,對其他選區難免有所忽略。若遇上民心思變的民意海嘯,首尾就不能兼顧,隨時陰溝裏翻船。

 

偏偏,今年出乎眾人所料,中產階級在中產社區中空群而出,令建制派不少人丟掉議席,而且丟失的不是數字上議席減少數十個那麼簡單。在東區、觀塘、屯門、九龍城、沙田和馬鞍山等地敗選的,不少是地區的分區指揮官,打擊不可謂不沉重。

 

這就像一個依附超級大國的傀儡政權。超級大國給與他們資源、裝備、人員、情報,甚至幫他們制定大戰略和空中轟炸,但傀儡們一旦接戰,還是被打過落花流水。若不是超級大國出動巡洋導彈空中轟炸凌勵無比,就連整個戰局也差點保不住。

 

這次選舉暴露出建制派的脆弱之處。建制派若單打獨鬥或被視之為戰略上的次要選區,立即打回原形為血肉之軀,是可以隨時被扳倒的普通人。繼政改投票甩轆事件、大埔新富補選一役,再次看到建制派是如何的無能窩囊。

 

難怪選舉結果公布後,建制派不少人面如土色。

 

投入那麼多資源,花了那麼多年,不但未能把泛民傳統票倉葵青和中上環吃掉,4年前的南區和今屆的沙田馬鞍山,還讓泛民開拓了新戰線。徒勞而難竟全功,又何必費那麼大的勁,非置在野勢力於死地不可呢?

 

 

投票率越高反映選民越不滿,還是有準確的。不過,隨着各種各樣的選戰操盤技術越來越成熟,投票率高不代表在每一個選區的情況都一樣了。不同階級、不同地域、不同動員力度,均會令選戰變得更複雜,各方不可以再想像投票率高低是鐵板一塊,各小選區的差異,可以令戰果有很大的分別。

 

隨着區議會委任議席已被送進歷史墓穴,在單議席單票制下,政治上兩大陣營誰也消滅不了誰,只會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輪流消長。最大的贏家始終是選民,因為他們可以用手上的選票,制約不同的政治勢力。

 

延伸閱讀:

劉紹麟:「先覺知識分子」與「屋邨師奶」的對立

蘋果日報:10大最高投票率選區,中產豪宅區包辦

「郭平奇蹟」與「黃潤昌痛症」


逸東邨南選區民主黨的郭平,這次以2,469票擊敗2,001票民建聯的老廣成。在九龍城的馬坑涌,工聯會的黃潤昌卻以數十票之微丟了議席。兩個大纜都扯唔埋的地區,究竟有什麼關連?

 

先說郭平。

 

說來慚愧,如果不是劉慧卿在選後的記者會提了一句郭平也在東涌勝出,真是會把這位民主的老戰士忘了。57歲的社區主任,自2003年起在東涌逸東邨4度出戰,先前3次都敗選而回。2003年在逸東邨選區,以1,337票對1,959票敗給老廣成;2007年轉戰逸東邨北選區,以1,317票對1,510票敗於工聯會新星鄧家彪;2011年在逸東邨北再戰鄧家彪,以1,693票對2,691票再次飲恨(《立場新聞》的資訊圖顯示郭平比2011年拿多了1,651票,此點並不正確。因為郭平在上屆是是出戰逸東邨北選區,不是出戰逸東邨南。上屆出戰逸東邨南的是徐正權,票數818票)。這位屢戰屢敗的老將,早已沒有學者、傳媒,甚至網民注意了;但神奇的事情竟然發生,今年竟然以2,469票對2,001票打敗老對手老廣成,一雪12年前一敗之辱,也從屢戰屢敗,變成屢敗屢戰,終於守得雲開的故事,簡直是一個選戰奇蹟,也為民主派在東涌搶得一個據點。

 

郭平其貌不揚,不是傳媒寵兒,而且已年屆57歲,比現任區議員,服務逸東邨12年之久的老廣成,還要大6年。他既不符合選戰學者所設定的「反攻方程式」,也不能歸入出版社老闆所言的政治素人。世代交替的概念,很明顯不能套用在今次逸東邨南的結果。究竟發生什麼事?

 

讓我們從頭看看逸東邨的情況。逸東邨兩個選區的歷史並不算長。2003年,才首次出現逸東邨選區,那時該邨的估算人口為19,781人。2007年起分為南北兩個選區,逸東邨南的估算人口是19,345人,選民人數是7,176人。2011年,逸東邨南的估算人口是17,712人,選民人數是8,989人。2015年,逸東邨南的估算人口是20,124人,選民人數是10,917人。東涌是新市鎮,近十年人口變化仍然很不穩定,不像北葵涌大白田等老區。

 

逸東邨南選區歷年選舉結果:

年份 老廣成得票 對手得票 總票數 選民人數
2015 2,001 郭平,2,469 4,470 10,917
2011 2,191 徐正權,818 3,009 8,989
2007 1,850 徐正權,133;李樹賢,887 2,870 7,176

 

再看投票率,2007年逸東邨南的投票率是39.99%;2011年是33.5%;2015年是40.9%。今屆雖然估算人口和選民人數都大增,但投票率只是跟2007年差不多,沒有如大白田選區般突然由34-38%抽高到超過50%,尚算是「自然」的升幅。

 

從歷屆投票率看,逸東邨南今次在人口增長、選民人數增加和投票率三方面都在常理之內,看不到「赤色動員令」的黑影。

 

對逸東邨認識不深,也沒有在選舉期間到訪觀摩,難免有很多地方看不到。不過,從郭先生過去三次的得票數據,顯示他在邨內一直有一批穩定的支持者,而且支持者的票數由1,300升至1,700,實力也不容小窺。

 

路遙知馬力,人久見人心,居民的眼睛不是盲的。在野長達12年,資源少人員少的情況下,而仍能維持局面,當中定必有一定苦勞,絕不是選民含淚投票那麼簡單。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終於等到機會,逆轉而勝。

 

當然,選戰成敗,往往不是一個單一理由可以說明,雖然政客總是想把原因簡化,為其政治立場服務,但欲摸出事實的本相者,必須過濾這些政治文宣,才能看得清。

 

有一派的說法是「去瘀血論」,指建制派某些現任議員做得不好,於是索性放軟手腳,讓對手把他拉下馬,然後再派強者收復失地。這種歪論甚不符合建制派貪婪的個性。從這麼多年看見,如果能夠全取議席,他們必定盡取,絕沒有手軟的情況。「去瘀血論」不值一哂。

 

反倒是馬坑涌黃潤昌的傳聞,可能解釋了今屆為何那麼多建制派老將下馬。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黃氏敗選後頗有微言,指資源都投於在麗閣邨的小花上,導致九西其餘參選人均敗北。

 

如果報導沒有錯(按:出錯也不出奇,至少《蘋果日報》的報導中就將黃潤昌的名字一度寫錯為黃潤強。),那麼國家機器那看似無堅不摧的「赤色動員令」,就有死穴。當「赤色動員令」一旦下達,目標區域固然人海戰術,如孟良崮戰役,粟裕和陳毅撲殺張靈甫一樣,將王牌軍七十四師完全殲滅。不過,當兵力集中到打擊主要目標後,長長的戰線難免會有薄弱之處,在今年高投票率的情況下,不少陣地就這樣給泛民和傘運新世代光復了。

 

就東涌戰區而言,今屆的重中之重,是周轉香要交棒周浩鼎,必須力阻傘兵王進洋的狙擊,而東涌北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勢必要重奪之。逸東邨北是立法會議員坐鎮之處,也是不能輸的。或者,逸東邨南因此而成為整個戰區中的軟肋。

 

這或許可以解釋到,為何在泛民大將和熱門接班人紛紛被有系統地斬殺之同時,屯門、觀塘、黃埔西等多處,地方大員均被高投票率這一海嘯掩沒。「赤色動員令」或許可以拿下重要戰略目標,但卻不能全線報捷,在沙田和深水埗,還差點被成功翻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親建制的候選人,一旦沒有了組織的強力動員加持,其戰鬥力就變回一個血肉之軀,這種「黃潤昌痛症」可以在建制任何一區,任何一名參選人上出現。

 

郭平的奇蹟也不是唯一的例子,公民黨美孚中的伍月蘭,就是該黨的郭平。

 

只是,郭平沒有她那麼幸運,黨會為她出資訊圖向公眾推介;紙媒網媒也對他沒有興趣;也沒有知名博客,為他撰文說會因他背叛枕邊人。為青春嬌美的女侯選人錦上添花,當然更容易在網絡上吸睛呃like。不過,對於一位年近花甲、一生都為民主打拼的老戰士,總要有人為此傳奇故事記上一筆吧。

哀哉徐生雄!哀哉大白田!哀哉北葵涌!


葵青大白田選區變天,民主黨區議員被民建聯年輕女黨員扳倒,還要是大勝887票。驟眼看,又是一個新老交替的故事,但看深入一些,民建聯上屆得票1,488票,今年卻井噴式急增至2,884票,短短4年間多了近一千四百票,翻了一翻,增長了一倍,情況令人咋舌,有仔細研究的必要。

 

其實,徐生雄今年得票1,997票,已是在大白田區5次選戰中,得票最多的一次,就算比較2003年七一效應下的1,872票,還要多125票;亦較上屆的得票多出347票。(徐在1994年以705票比558票擊敗民協黃翠儀;1999年自動當選;2003年以1,872票比1,298票擊退民建聯鄧志超;2007年以1,429票比1151票擊退民建聯曹立舸;2011年以1,650票,擊退1,488票的民建聯呂學能和166票的人民力量曾幸旺。)相信徐先生及其街坊團隊已是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彈盡而敗了。

 

翻查選管會資料,大白田區的人口卻不見有大幅增長。上一次出現顯著的人口增長,是由1999年的14,463人,增至2003年的21,307人,之後一直保持平穩,2007年是21,239人,2011年是21,492人,2015年是21,829人。這大概可否定因新屋苑居民遷入而導致變化。

年份 徐生雄 競選對手 總票數 選民人數
1994 705票 黃翠儀(民協), 558票 1,263 無資料
1999 自動當選
2003 1,872票 鄧志超(民建聯),1,298票 3,170 無資料
2007 1,429票 曹立舸(民建聯), 1,151票 2,580 7,598
2011 1,488票 呂學能(民建聯), 1,488票;曾幸旺(人民力量), 166票 3,304 8,557
2015 1,997票 郭芙蓉(民建聯), 2,184票 4,881 9,459

 

至於選民人數,則由2011年的8,557名選民,增至2015年的9,459名選民;增加了902個。2007年則有7,598名選民。8年間,增加了1,861名選民。民建聯這仗勝出的887票,莫非就是從這些新增選民而來?新增的選民從哪裡來?是來自區內的老人院?是來自近年增多的劏房戶?是來自南亞裔移民(區內服務少數族裔的,向來只有一間宗教團體,但去年起區內多了另一間機構,會否有所關連?)?

 

大白田區是一個單幢式舊樓林立的私樓區,過去區內的投票率一向較葵青區偏低。2007年,葵青區的平均投票率為44.84%,大白田區7,598個選民中只有2580人投票,投票率34%。2011年,葵青區的平均投票率是42.37%,大白田區8,557個選民中有3,304人投票,投票率為38.6%;2015年,葵青區的平均投票率為48.57%,大白區9,459個選民投出了4,881張票,投票率罕有地超越葵青區的平均數,達51.6%,比全區還要多3%!

 

這樣的增幅,不禁令人聯想到4年前山頂一役,又是選民人數和投票人數不尋常地大增,最終將民主派的區議員拉下馬。

 

 

況且,此情況在北葵涌並非獨有,聞說石蔭區建制派也較上屆急增了近一千票;石離南又出現了「消失的一千票」的職員「計錯數」疑案。

 

單單看選舉日的大白田區,從和宜合道到青山公路,沿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寶星中心閘外,更是一整個縱隊似的人馬長駐向每個出入的居民拉票。人海戰術素來是彼方的慣技,但今年是特別的多,真是如兵法所言的「十倍圍之」。

 

選戰當然不是選舉日或競選期間才開打,甚至可能已持續不斷打了8年,甚至10年。從整體估算人口自2003年後就停留在2萬1千人,但選民人數卻增加了超過1千8百人,就會明白這場持久戰的激烈程度。

 

經此一役,由1985年葵青七子時起,「石籬仔」李永達在北葵涌所築起的防線,至此被完全瓦解。

 

 

葵青區本是民主派最有翻盤希望的區,難怪國家機器這次傾巢而出,十倍圍之務必要將其消滅。

 

 

在這種「棒打出頭鳥」戰略下,首要任務是阻止不歸順的政治勢力,無法在取得任何一個區議會的控制權。葵青區和深水埗這兩個傳統民主派票倉是眼中釘。其次,要將所有有潛力競逐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員議席的人拉下馬,於是上屆有李卓人和湯家驊,今屆有何俊仁、馮檢基和陳家洛。涂謹申死裡逃生,成為漏網之魚。第三,如能把民主派的地盤搶過來就更好。

 

這一次,由石蔭至大白田的北葵涌防線被瓦解,林立志和陳樹英又先後在青衣和屯門敗陣,李永達系幾近覆滅。

 

隨着民協在青衣的勢力消退、2007年後陳偉業在荃灣的陣地陷落、2011年李永達在荔華敗陣,現在連北葵涌也失守,葵青區這民主派的傳統票倉,只餘下街工在南葵涌的陣地。

 

面對這種國家級的轟炸和動員,試問誰能抵擋?民主派似乎仍未找到破解方法。在下亦想不到任何方法。

 

不過,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全港400多個選區,國家機器或打集中資源無情狂轟某些目標(尤其是公屋和舊樓區),但卻不能做到前後兼顧,讓今次在東區、觀塘、沙田等「坐定粒六」的選區出現「後欄失火」的現像。

 

他們也算不到,去年佔中一役後,中產階級會在此時空群而出,在太古、大坑、柴灣樂軒臺、紅磡黃埔、沙田美松苑、壹號雲頂、河畔花圍、富豪花園、大埔太湖花園等地投票將傘兵送進議會。或許,中產階級不會公民抗命,不會勇武地走到最前線,但他們會用手上一票表達他們對現狀的不滿。

 

香港還有希望!

 

延伸閱讀:

區選小故事(三) 葵青大白田選區:比蛇齋餅糭更超然

景仁網誌|《信報》沒有告訴你的事-得票率大升150%之謎

獨立媒體:對大白田區選戰的一些觀察

議員可公帑買iPhone,議辦冇撥款聘I.T.


近年,時有報導指議員運用立法會議員的「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購置最潮最新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流動裝置,質疑議員是否在慷公帑之慨,惹來揮霍奢靡的非議。議員所受之俸祿,均來自納稅人的稅款,公眾和傳媒對此嚴密監察,天經地義。究竟現行體制下,購置資訊科技是怎樣撥款?撥款體制是否有漏洞,令不該花的錢花掉,理應批出的款項卻批不出?

讓我們看看現行的撥款制度。立法會議員的「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制度始於1999年。直至上一屆(第四屆)立法會會期,議員可按實報實銷方式,就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申領最多10萬元。(見《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首次報告》第20段 )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一直建議,將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與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合併處理,而款額應增加至每屆482,500元,但仍待落實。(見《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提交的報告》第31段 )

不過,關鍵不在於金額是10萬元還是48萬元,而是現時只准買手機電腦不准聘用資訊科技技術員的規定,是否合理。還有,將毋須開辦地區辦事處和有需要開辦2-3個地區辦事處以服務廣大選區選民的議員(即新界東、新界西和超級區議員)一刀切撥出同一款額,所造成的不公平的老問題。

現行體制最荒謬的地方,是不准撥款聘用資訊科技的人員。設備可以買最豪的,但機器壞了,要修理時卻無錢可用。等等,立法會秘書處不是有資訊科技部的嗎?對的,是有這個部門,但他們只會在秘書處設置給每個議辦的唯一一部桌面電腦(用以接通立法會內聯網用)故障時,才會處理。各位尊貴的議員根據「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購置的設備,則是貴客自理。

如果,撥款可以容許聘用一名資訊技術助理,或可以就提供保養服務(在保養期過期後),那就可以令議辦人員不用在壞機時四處張羅。其實,近年社交媒體不斷發展,議員為服務市民,加強與選民溝通,對資訊科技的需求,已不限於開一個社交媒體戶口、或把議會上的發言剪片發布那麼簡單。議辦實在有需要聘用一名資訊技術助理以應付各種如改圖、拍片、剪片,甚至航拍的需求。

回到開設地辦與毋須開設地辦的議員之間的差異問題,需要開設多個地辦的,自有需要添置多部電腦等的資訊科技設備。毋須開設地辦的,莫說48萬元,就是10萬元也嫌「水浸」。這就造就了揮霍奢侈的溫床,讓議員面對可以合法地鑽制度空子的引誘,購買潮流恩物的智能手機和電腦。皆因,對於購買什麼型號的產品,現行體制並無任何指引,一切只靠議員自律和傳媒監察。

本來,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立法會秘書處亦不便管得太死,指引什麼型號可以申領撥款,什麼型號不可。如果所有議員都莊嚴持重敬慎小心,珍惜立法者的榮譽和名聲,應該時刻保持謙卑,在申領撥款購買資訊科技產品時,理應緊守樸素原則。就算要買一部資訊保安不甚了了的最新型號的智能手機,也可自掏腰包,反正議員每月獲得羨煞升斗小市民的「豐厚」薪酬,有足夠財力支付。不過,現實往往並非如此。

一如前述,現行體制始於1999年,即是16年前。那些年,個人電腦還是在用視窗98,智能手機和各式各樣的流動資訊裝置還未面世,傳呼機還是在會議期間聯絡議員的最主要工具,手機通訊軟件應用程式還是科學怪談,電腦還是鎖定在辦公室裏的桌面電腦,因此當年不會出現現在的問題。

時而世易,日後可能再沒有桌面電腦,也毋須古老石山地否定使用智能手機和各式流動裝置。不過,公眾有權要求確保公帑得到合理運用。

其實,議員大都只是使用電腦作通訊及文書處理工作,是否要「追機」?在現行體制下,應否發出更多指引,還是各黨各派訂下內部的自律守則會較好?這值得公眾、傳媒和議員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