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球場、高球場、小輪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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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2013年大球場的「殺人球場」事件嗎?還記得葵涌醉酒灣國際小輪車場因欠缺資金維修而關閉的事件嗎?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展開諮詢的今天,恐怕社會已遺忘以上兩個個案。在政客和左翼傳媒人被懲罰權貴呼聲弄得殺紅了眼的當下,已沒有多少空間,檢討公私營體育場所的優劣,及適度改革的可能。

 

自殖民地政府以來,政府透過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供民間團體經營各種社福、教育和體育場所的例子,比比皆視。建造商會在天后的學校,以及近日再成為社會關注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就是例子。

 

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而言,當年有此政策,可能與殖民地政府於開埠初年財力匱乏,或二次大戰後百廢待舉有關。當時政府的庫房不如今天那麼豐厚,自然不會撥出公帑,支援各種各樣的服務。部份團體(當中不少是以外藉人士為主的團體)既然願意自負盈虧經營場地,殖民地政府自然也落得做過順水人情,以私人遊樂場契約模式,廉價批出荒地,讓民間團體自生自滅,若他們經營有道,也可省卻政府對小眾體育(多屬少數族群喜愛的體育活動),諸如木球、欖球、草地滾球、曲棍球、高爾夫球、帆船競技等的承擔。

 

體育設施的經營開支可以很大,如經營高球場可以是每年超過一億元的開支,入不敷支是很有可能的事。為了達到收支平衡,不少透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經營的私人體育會,就以私人俱樂部形式經營。如遇上擴建或大規模維修等情況,這些多以非牟利公司形式註冊的私人體育會,甚至更要以債權證模式發債集資,亦即大眾理解的售賣公司會籍。

 

若不以私人俱樂部經營,少眾體育活動場地,例如國際小輪車場,就很難經營。直至近日,仍在葵興地鐵站外掛橫額高調關注小輪車場命運的民主黨尹兆堅議員,知不知道最有效讓小輪車場得以營運的方式,就是如粉嶺高球場那樣,以私人俱樂部模式經營呢?或許,尹會如其黨友許智峰議員所主張,應由政府全力資助,但公營化又是否無懈可擊呢?

 

這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思維,以為把一切公營化問題就能解決。不幸地,傳媒中不少記者也亳無批判性地盲信這一套。

 

現實是,無論殖民地時代,或政權移交後的歷任特首,均不曾承擔對小眾體育的支持,更不要說撥出公帑經營體育場地。無論殖民地時代,或特區時代,歷屆政府對小眾體育運動的原則只有兩個字,就是:「卸責」!

 

除非是廣受歡迎的大眾體育活動,政府在政治壓力下避無可避,才會以公營的方式支持和營運,政府大球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過,公營體育場地的經營往往出現管理質素低的問題,2013年大球場「殺人球場」成為貽笑國際的事件,就是深刻的教訓。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官僚怠惰有關,官僚的收入和升遷跟服務無關,自然不會用心於改善質素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場地是公營的,必須公平開放給社會各界人士使用,這難免令使用率高企。高使用率下,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現會令場地保養不善。

 

相反,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經營的體育設施,由於依賴會員以真金白銀方式支付會費或賺買會籍,經營者就要致力維護場地質素,甚至提供相關的服務,例如餐飲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要,因而令體育場地的質素較公營場地高。這種商業營運的模式,說穿了就是以只限會員方可進入的會藉及其相關的服務所得的收入,補貼體育的開支。由於私人會所對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投資銀行家和小商人等小資產階級甚具吸引力,因而有市有價。能夠提供優質服務而會藉供應又有限的私人體育會,會藉的二手市場價格更被炒賣得火紅火熱,令社會為之側目。

 

私人俱樂部模式,雖在經營上成功,但日子久了卻衍生出偏離體育宗旨的問題。這種跡近商業模式的運作,也就出現了客戶至上的問題,即使私人體育會多以非牟利公司形式註冊,也出現為了滿足客戶需求和催谷營業額習氣,因而出現各種各樣荒腔走板的服務,如個別私育會增設麻雀房、美容房、舉辦婚宴服務等,難免令社會質疑他們掛羊頭賣狗肉。

 

政府作為監管者,理應在私人體育會的經營和監管之間做好平衡。奈何數十年來,只有1969年和1979年曾作過政策檢討,而且自麥理浩政府以降,還傾向默許私人體育會變成上流社會交際場地,對開放給公眾,也是採取得過且過的態度。

 

即使在最近的諮詢文件,政府還是拒絕讓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下的場地,公開開放給市民以個人身份使用,而必須以團體名義申請才能使用,理由是要顧及私隱。

 

這簡直是荒謬的遁詞,如果在私隱與開放之間求取平衡,那大可指定一周某一天,例如星期三,為公眾開放日,讓公眾可以個人身份訂用場地,而私人體育會的會員如有私隱顧慮,也可在那一天知所避忌。兩者就可楚可漢界分得清清楚楚。

 

這次政策檢討,本是一個撥亂反正,可再平衡發展少眾體育和開放場地供公眾使用需要的契機。可惜,在政府卸責、政客仇富、私人體育會越趨商業化的情景下,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策檢討,注定變成四不像,而最終的輸家,肯定是熱愛少眾運動的體育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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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ttle lies — 單一懸念勾起一季劇


由多位美艷中女明星坐陣的美劇 “Big little lies",是一齣以生活富足美國中產已婚婦人的戲劇。幾位女角各自擔起幾條主線,包括單親母親的問題、家暴問題,以及面對前夫和子女青春期問題。無錯,並不是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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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雖如家常便飯,但編導卻以一宗兇殺案為引子,然後忍到最後一集才揭曉答案。就是依靠這個懸念,帶出各位主角的故事,也吊吊觀眾的胃口,引發追看的意慾。

 

這手法在 “Desperate Housewives" 已見過,更早的可追溯至經典美國電影《大國民》。那是以報業大亨之死,帶出他一生的故事。

觀賞尚盧高達作品的迷惘


電影節選映尚盧高達的舊作 “Grandeur et decadence d’un petit commerce de cinem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mall Film Company"/ 《小小電影公司興亡史》)。某些法國電影時,總是給人茫茫然的感覺,不知是文化隔閡、對音樂不認識,還是語言障礙,無論是劇情的推演,抑或是情感的和應,總是像隔了一重山似的。杜魯福還好一點,尚盧·高達總是逼得你不斷思考卻又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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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會堂時,已忘記導演是誰和為何選看此片,這是在電影節看多了戲的後遺症,但錯又錯着地不帶任何包袱入場,讓觀影的感覺還原至最原始的狀態。尚盧高達應該是選看此片的原因吧,因為曾自訂規矩,尚盧·高達和布烈遜的作品,只會在戲院看,絶不在電影、電腦或其他平台看。

 

在92分鐘的放映裏,除了最後15分鐘,其餘時間都是煎熬。扮演導演的尚彼亞·里奧總是失驚無神地發怒大叫、演員排着隊試鏡但每人只唸出一句對白、會計員不斷計數出粮﹒﹒﹒﹒﹒﹒。起承轉合的套路在此完全沒有用,亦不是意識流的技法。有段時間,悶得發慌,竟思疑那批試鏡演員象徵一秒廿四格菲林的每一格,於是數着排隊演員的人數是否有廿四人。

 

到了結尾,諷刺的節奏才密集起來。尚盧·高達不改本色,對電影和電視盡情嘲弄,連希治閣也不放過。

 

事後溫書,於在明白導演借電視台致敬Film Noir來說其故事。戲中的凶殺案是發生了,但喪生的是一個電影公司或電影人的電影夢,而不是一個人。

 

有資深影評人曾說,高達晚期像一個失控的天才。他是否失控就見仁見智,但某些電影真的要看到最後,還要事後補課,方能掃除部份迷惘。

希特拉的荷理活 — 戈培爾的糖衣惡夢工場


WWII後為免納粹死灰復燃,希特拉掌權後的德國電影一直是禁忌。對於這個時代的德國電影和演藝的印像也只有一片朦朧迷霧。R.W. Fassbinder的《莉莉瑪蓮》,塔倫天奴的《希魔撞正殺人狂》只是輕輕帶過;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或近年的《Iron Sky 鐵幕蒼穹》則是惡搞有餘,認真便輸了。難道這時期約一千部電影作品,就只有《意志的勝利》等政治宣傳片?

 

Rüdiger Suchsland 的紀錄片 《Hilter’s Hollywood》 (港譯:《希特拉的荷理活》)試圖疏理這段電影史上的空白。戰後七十二年,終於可以有人回望這段時光。

 

其實,若稱呼這時期的德國電影工業為希特拉的荷理活,倒不如稱之為戈培爾的夢工場更貼切。戈培爾掌握納粹德國的政治宣傳,而電影就被視為其利器之一,每一齣電影的劇本都要由他審批,而最終是否放映,或在那些區域放映,戈培爾亦操生殺之大權。

 

紀錄片自不會放過一系列臭名遠播的納粹政治宣傳電影,例如Leni Riefenstahl把希特拉捧為政治巨人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反猶古裝片《Jew Suss》 (猶太人蘇斯),美化希特拉少年團兼貶損共產主義者的青春片《Hilterjunge Quex》 (1933)。這些政治宣傳片,若不是含有貶損詆譭猶太人的訊息,就是在片中強調集團主義(壓抑個人主義),透過展示制服、團隊、步操等畫面,軟銷納粹。對死敵當然亳不留情,例如電影中被英國佔領的地區,民眾都被送往集中營。

 

Suchsland又強調,納粹時期的電影強調死亡,甚至美化死亡與犠牲。這點有些保留,因為古今中外的電影,大都離不開生離死別。此點要再斟酌。

 

在政治宣傳的主旋律下,亦有電影人試圖抵抗。例如曾執導默片《潘朶拉的盒子》(1929)的G.W. Pabst,就中世紀古裝片《Paracelsus (1943)》借古諷今。片中一段一人瘋舞,引起群眾著魔般模仿追隨,就是諷刺納粹。主角Paracelsus作為片中唯一的理性代表,不單要忍受眾人皆瘋他獨醒的孤立,還要持劍與手執鐮刀的死神格劍。這一幕,叫人想起經典《第七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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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e Werner 在 Große Freiheit Nr. 7 的面孔副現代感,有些似慧雲李

從1933年至1945年間,一千多部電影作品,除了隨處可見的政治宣傳外,也有很多地方可談。紀錄片除了如數家珍地介紹了這時期的電影男女明星,諸如Ferdinard Marian, Hans Albers, Kristina Söderbaum, Zarah Leander, 還有Ilse Werner。紀錄片又簡述了若干類型片如二戰爆發後興起的「Big Man(大丈夫)」類型片,「Holiday(旅行)」類型片,前者歌頌男性大人物,後者則為了照顧戰爭期間戰事後方的女性觀眾,而以丈夫外遊作主題。同時,又不忘提到那時期德國版的福爾摩斯偵探片(《Der Mann, der Sherlock Holmes war》 (1937)), 德國版沙漠雄,納粹期間唯一的科幻片《Gold》 (1934)(女主角還找來默片《大都會》的女主角有聲演出呢),還有德國片鐵達尼號(《Titanic》 (1943))。諷刺的是,這齣將鐵達尼號沉沒歸究於英國人和猶太人的電影,因完成時時值史大林格勒戰役大敗,電影在德國本土禁映,只准在佔領區放映。

(Zarah Leander 的演唱,猶如莉莉瑪蓮的原型。)

 

紀錄片走馬看花式地介紹這時期的德國電影,委實看得人眼花撩亂。面對蜻蜓點水式敍述,而當中的電影十居其九都沒有看過(只曾看過《意志的勝利》),也難以判斷紀錄片的論述是否如實客觀。表面看,有笑片有歌舞片有戰爭片有彩色片,製作水平不下於荷理活,也側面說明了戈培爾要帶領歐洲影壇與美國爭輝。那是戈培爾的夢工場,一個充滿糖衣包裝卻處處展示納粹訊息的惡夢工場。

 

(Paracelsus — 死亡之舞)

對於華人來說,又有多少人有興趣?有多少篇評論文章提及? 還是看看英文吧:

 ‘Hilter’s Hollywood’, By Thomas Doherty

Hilter’s Hollywood – German Cinema in the Age of Propaganda 1933 – 1945

SILAS 利比里亞綠林鬥士西勒斯•塞亞格


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了有關西非利比利亞環保運動領袖Silas Siakor傳記式紀錄片 “Silas"。

星影匯的戲院內,觀影的人不多。這也難怪,畢竟西非利比里亞距離我們太遙遠。片子一方面主要是紀錄了西勒斯如何透過運用手機應用程式,讓偏遠部族也可即使拍照紀錄森林被非法開發的情況。有圖有真相!這位環保領袖及其所屬組織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所發起的 “This Is My BackYard, aka TIMBY" 運動,成功引起外界關注。另外,他抽絲剝繭地找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女總統 Ellen Sirleaf 親友與跨國集團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亦能成功引起國際關注。

能夠透過電影節認識世界另一端的事情,有增廣見聞之益。利比里亞佔國土面積達四分一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亦值得世人注視。片子亦花了不少篇幅訪問西勒斯的妻子,意圖展示環保領袖感性的一面,都是少許抱怨丈夫因公忘私,有時半夜三更一通電話就趕着外出,又或是丈夫不快她買東西給孩子,嫌她太奢侈之類小事。

片子以環保領袖的立場和視角為先,將問題歸究於貪污問題,而矛頭直指那位一度受西方吹捧的女總統,鏡頭也不忘節錄她在美國如何受到政界重量級人物的禮待,還上了黑人女名嘴的節目。中國的身影也出現,女總統與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外交活動,也被剪入片中,儘管片中,西勒斯的主要對手為 Equatorial Palm Oil Plc. (赤道棕櫚油公司),總部設在英國。

對於這類紀錄片,只能信七分,要留下三分質疑再上網搜證核實。畢竟,看過太多西方的紀錄片,對第三世界國家領袖,無論是查韋斯、墨西哥遊擊隊領袖,還是緬甸受爭議宗教領袖,不是吹捧為英雄,就是貶為惡魔。

非黑即白的做法令人心生疑慮,就以此片為例,只指出了貪污之害,卻沒有提出貪污背後的原因。是公務員薪金太低嗎?是利益申報的機制不足嗎?是缺乏ICAC之類的反貪倡廉機構嗎?可惜在片中都沒有提及。

西勒斯在2017年投身政壇但敗選。片尾說他計劃下次選舉捲土重來。政治一日也嫌太長,那就要看新總統韋亞的政績如何。

“Pagdating sa Dulo” 《飛上枝頭》 - 依瑪勞・貝盧初露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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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年後,香港國際電影節再次專題放映菲律賓導演伊瑪勞・貝盧(Ishmael Bernal)的作品,除了鐵胆《神蹟》外,也放映了兩齣廿一年前(1997年,第21屆)沒有放映的《你全屬我》和貝盧的處子作《飛上枝頭》。《飛上枝頭》的場次,觀眾不足五十人。

 

「好在沒有坐的士趕來,唔係連的士錢都蝕埋。」一名觀眾影後跟身邊友伴低聲說。「電影是很現代性的,但意識就⋯⋯」另一群觀眾一邊走一邊評價這齣1971年在菲律賓票房失利的黑白片。

 

觀看著名導演的出道作,應在期望上有所調整。就算是希治閣、安東尼奧尼和伊力盧馬的出道作,跟他們名留青史的作品比較,也是幼嫩的,但卻可從中看到他們作品的原型。貝盧在《飛》十一年後才拍出《神蹟》,自然不及讓影迷驚為天人的《神蹟》那麼爐火純青。

 

《飛》雖是貝盧首作,但已筆觸辛辣,處處諷刺當年菲律賓光怪陸離的電影圈。影幕上的金童玉女,影幕下是對鬧離婚的怨侶。影星對外訪問,全是公關宣傳的語言偽術。言之有物的電影票房慘淡,賣弄風情的風月片卻大賣。娛記表面恭維,背後卻譏笑嚴肅電影娛樂性不足,一味只懂抄襲日本風。監製嘮嘮叨叨票房收入,四分一被發行瓜分,四分一被政府抽稅,七除八扣後,每賺一披索只有25仙落袋,要求導演改故事,加多些笑料、加多些跳舞⋯⋯

 

《飛》片的前半段其實不錯。一開場,脫衣舞孃Ching(Rita Gomez飾演)在舞廳裡當眾面帶笑容輕解羅衣,連胸罩也脫掉,然後鏡頭一轉,已是她孤寂地回到家中,落寞地上樓梯躺在床上抽泣。兩場戲一句對白也沒有,只靠黑白光影印在菲林上,但對人歡笑背人垂淚的訊息,已躍然於銀幕上。

 

片中也有貝盧夫子自道的筆觸。劇中導演魯賓(Eddie Garcia飾演)慧眼識佳人,提拔Ching當女主角時,特地帶她到海邊訴說自己的電影志向:不想拍一些只有「笑聲」、「歌聲」和「枕頭」的電影,而是要拍攝真實、反映普眾大眾生活的電影,而這一段海邊閒談,就甚有日本導演今村昌平在其1967年的紀錄片《人間蒸發》的影子。貝盧在首作即宣示了以基層人物為主角及其社會寫實主義方向,從他後來的作品中,亦貫徹他在首作的主張。

 

竊以為,電影應在Ching參演的那齣嚴肅電影票房失敗後就結束,這樣《飛》的成績會高一點。

 

可惜,之後《飛》就變成一齣通俗劇。Ching在處子作票房失敗後,不甘於從此自影壇,改行性感,誓要做一代尤物。舊情人卻因司機罷工有工開而沒錢為子醫病,唯有當上特技人,因緣際會被相中成為大賣風月片紅星。為了飛上枝頭,Ching找上已成為炙手可熱的舊情人合作拍片,期間夾雜公關大員暗戀女主角、娛記Tommy對男主角單戀不遂,憤而要脅大爆脫衣舞孃的過去,還有藝術片導演魯賓似有若無的婚姻,與及對Ching如師徒又惹人疑惑像霧又像花的特殊感情。

 

這後半段枝節太多,但電影的篇幅卻有限,結果是進退失據。即使飾演公關人員Berto的演員混身是戲,一段對話,幾個眼神和一次捱罵的電話通話,已將他的暗戀寫得入木三分;即使Tommy單緫男主角的同志情在1971年的天主教國家菲律賓是很前衛,但這些蜻蜓點水的枝節,若然刪掉,集中對影圈的諷刺就更好。

 

結局是滿身酒氣步履蹣跚地走上樓梯頂讓首映的觀眾膜拜,總算是呼應開場時自信滿滿脫衣娛賓的場面,為失控的後半段挽回些少分數。

REVENGE 《血色攞命花》 - 墜落花後最勇猛的法國女人


《血色攞命花》是商業電影、驚悚片、動作片,混集Fatal Attraction、Mad Max、《天生殺人狂》與《末路狂花》元素於一身。黃沙萬里,血漿飛濺,血流成河的程度,幾乎令片末的大銀幕全被塗滿血色。相比於《墜落花》暗黑的色調、內心心處脆弱的心靈,《血色攞命花》陽光猛烈,女主角堅定不移矢志復仇,由金髮索女變身如印第安女戰士,是《墜落花》後,法國電影中最勇猛強悍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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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荷理活電影的女性,往往徒具強健的身型,但內心卻軟弱(要不就是如《槍狂帝國》般反過來硬朗得像一頭狂牛);法國電影的女子卻是外表溫柔,內裡堅強。

 

《血色攞命花》全片只有5個演員,基本上主要由4個演員支撐全片。處境設在黃沙萬里的沙漠及其中的一個渡假豪宅。一次出軌、一宗強姦,引發連串殺戮。

 

鮮血淋漓的程度,彷彿令黃色的沙漠也變成血紅色。那種暴力與「痛」的感覺,自Paul Verhoeven《鐵甲威龍》後也不常見。法國人示範給我們看,毋須像《殺神》John Wick或Lorraine Broughton的超現實身手和無窮無盡的子彈,也可以打個稀巴爛,讓崇尚暴力美學的影迷大呼過癮。查理絲花朗有接班人了。

 

至於什麼女性主義、性別視角,可以免了。這部賣弄暴力的商業片,連人物角色刻劃也單薄,毋須想太多微言大義。

 

對的,《血》遠不及《墜落花》,沒有深刻而細緻的心理刻劃,水平遠低於《墜》。不過,荷理活和冼杞然或許有興趣翻拍。

 

如果想看男女角力,女方反客為主,倒不如看塩田明彥的《濕濡的女人》好了。